希望工程大眼睛 希望工程为更多“大眼睛”送去希望

给更多的“大眼睛”送去希望

著名的“大眼睛”成为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。照片由takefoto提供

1991年，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拍摄了一组“我想读书”的照片。其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小女孩:一双清澈乌黑的眼睛，触动了无数中国人柔软的心灵；“我要读书”的渴望和无奈，成为全社会最真切的关注。

随后，这张照片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选为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，“大眼睛”女孩的命运彻底改变。

将近30年过去了。苏丽珂明娟，一个“大眼睛”的女孩，在这个助学项目的帮助下，数百万山区孩子走出大山，通过教育改变了人生方向。

叙述

希望第一个支持这个项目的人:

回到村里教书改变了同样情况下孩子们的命运

43岁的张胜利，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都与“希望工程”这几个字紧密相连:1989年，他第一次发出求救信号，成为第一个为希望工程捐款的人；1997年，从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他谢绝了许多邀请，回到了太行山深处的家乡，成为了一名山村教师，从接受者变成了给予者，为更多的人点亮了求学的梦想。

“我小时候，家里很穷。总共有6个人。父亲有病，母亲智障，我有弟弟妹妹。”张胜利出生在地处深山的涞源县东团堡乡桃木街村。“那时候，我们学校白天是教室，晚上是羊圈。我们村有13个孩子，11个因为贫困失学。”张胜利回忆道。

1988年，父亲病重，难以维持艰苦的生活，张胜利濒临辍学。这时，他想起了来过这个村子的涞源县CPPCC副主席车志忠；那一年视察时，“车叔叔”曾告诉村里的孩子们:“你们一定要好好上学。”

无奈之下，张胜利给车志忠写了一封信:“我父母穷，他不让我们读书，但我们还是要读书读书，像你们一样，做一个为国家做贡献的人……”短短几行字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
当时共青团中央等机构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，准备发起一项名为“希望工程”的公益事业，让因贫困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。在车志忠的帮助下，张胜利的信交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，他成为了希望工程的第一批资助对象。

张胜利永远不会忘记1989年10月17日。那一天，他从青基会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“资助证书”:学杂费没交，还拿到了30年前200元-200元的补贴，这对张胜利来说是个天文数字。“我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，才支撑起200块钱。”

张胜利读完小学后，希望工程为他提供了进入中学的特别助学金；1995年，在国家“希望工程”培训中心的帮助下，他去了上海第一师范学校。

1997年，张胜利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。当时，面对未来层出不穷的可能性，他毅然回到桃木街子村教书。“我很早就下定决心要当一名乡村教师。我经历过想上学却不上学的痛苦。所以，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，改变和我处境相同的孩子的命运。”张胜利说。

他刚回桃木街子村教书时，全校只有个位数，只有张胜利一个老师。然而，他仍然认真备课，想尽一切办法把每一节课都教好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设法把其他村的贫困孩子送到了桃木街子小学。

为了让山里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，张胜利心里还有一个愿望——在当地建一所希望小学。

经过多方努力，在北京铁路客运总公司的帮助下，他的愿望在2001年实现了:在涞源县东团堡乡建安河村附近的山谷里建成了北京升旗希望小学；随后，桃木峪小学搬来了，张胜利当了校长；2005年，升旗希望小学合并，张胜利调任东团堡中心学校副校长。现在，张胜利被借调到涞源教育局负责扶贫工作。

“因为希望工程，很多人的命运和未来都被改变了。工作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承诺:用爱回报爱。”张胜利这样总结他的“希望之路”。

数论

希望工程基金

594.9万困难学生

希望工程由中国青年基金会于1989年10月发起并实施，是中国最广泛、最有影响力的民间公益事业。

数据显示，截至2018年，国家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赠150.23亿元，资助困难学生594.9万人，资助希望小学20110所，希望厨房6236个，希望工程图书馆31109个，培训教师114306人。

复习

希望工程

是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典范

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玉荣表示，希望工程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，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开端，可以说是中国公益慈善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，怎么称赞都不为过。

其意义之一在于，它动员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。这使它在中国家喻户晓。在我们的海外考察中，也发现亚洲其他国家、中国香港、台湾省等地区的机构对希望工程的存在有很高的认可度，希望工程已经成为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典范。

再穷也不能穷在教育上，再苦也不能苦孩子。希望工程把教育送到家门口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山区孩子命运的起点，缩短了他们受困的地位与梦想和希望的距离；同时，这也增加了接受教育的人口比例。

本报记者牛